文 | 本刊记者 张 倪

海南自贸港扩大开放又迈出了一大步。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下称《特别措施》)，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文化、教育、医药等领域提出了22条开放措施，并以此作为中央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为未来自贸港建设指明了方向。

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现代产业体系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正式启航。

自建设以来，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大礼包可谓是络绎不绝。

近一年来，海南自贸港有11个重点园区同步挂牌，先后发布11批111项自贸港制度创新案例，洋浦保税港区率先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进出口管理制度， 离岛免税日均销售额超过1.2亿元， 2020年集中开工项目534个，市场主体突破120万户等。

三年来，海南正加快建立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为支撑的“3+1”现代产业体系，目前已初步建立起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依托开放、服务开放、引领开放的现代产业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4 13”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海南发展不能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而要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更加注重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充分激发发展活力和创造力。

此次发布的《特别措施》明确，海南自贸港将优化商业航天领域市场准入，推动卫星遥感、北斗导航、卫星通信、量子卫星、芯片设计、运载火箭、测控等商业航天产业链落地海南，推动海南文昌建设成全国乃至全球的商业航天高地。

在医疗领域，海南自贸港将放开互联网处方药销售，扩大药品市场准入，全面放宽合同研究组织(CRO)准入限制、支持海南高端医美产业发展，设立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混改基金。

在教育文化领域，中国将支持国内知名高校在海南设立国际学院，以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理工学科专业为主，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学生招生。中国还将放宽文物领域准入，支持建设海南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鼓励海南发展文化演艺、网络游戏等产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然成为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要打造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前沿地带。

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司司长徐善长的话说，《特别措施》是对海南乃至全国市场准入政策机制的突破性探索，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措施》的“特别”之处在于，是为海南自贸港建设量身打造的措施。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特别措施》着眼开放大局、立足海南实际，提出包含金融、文化旅游、医疗等五大领域22 条具体措施，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措施，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自贸港建设，为海南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带来新的政策红利。

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主任于涛表示，《特别措施》是自贸港建设过程中持续推进、持续发力的又一重磅举措，有利于推动海南成为全国畅通市场准入的样板，有利于海南自贸港打造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治理模式，有利于稳定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并加速汇聚全球高端要素，确保海南在医疗、教育、金融、文化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到“既准入又准营”，支持海南在商业航天、种业、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持续优化和放宽市场准入环境，进一步推动海南打造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为支撑的“3+1”现代产业体系，进而使海南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最开放、最友好、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

在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看来，经济与社会各项制度的集成创新成功与否，事关海南自贸港发展全局。他强调， 制度集成创新，将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中之重。“今后我们需注意， 海南自贸港实行高水平开放，不仅仅是商品、资金、人才、运输、数据等要素流动层面的开放，也不仅仅是涉及市场和生产要素流动准入开放的制度创新，而是要实行更高层次的规则和制度性开放，通过制度建设为高水平开放提供坚实基础和保障，进而实现全方位、深层次的开放创新，打造全球一流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建议，制度创新需要打破现有的制度，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创新要与现有体制机制协同，一些创新需要与部委协同。“相关部委披露的支持政策就是要助力海南形成系统集成的制度创新，但海南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考虑到海南自贸港有制度创新有推广复制任务，更多的是要对标国际最先进的经验，今后不仅要对标、要达标，甚至要超标。”

打造海南全岛新能源基建“一张网”

市场准入大幅放宽，是此次发布的《特别措施》又一个“特别” 之处和亮点。

例如，在新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特别措施》提出放宽5G融合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 推进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技术应用，推进城区、产业园区、景区和公共服务场所停车场集中式充换电设施建设，简化项目报备程序及规划建设、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等方面审批流程，同样也是大胆先行先试的体现。

徐善长称，这种对行业准入与监管机制的“系统性重构”，将在市场准入体系建设中形成更加浓厚、更有活力的改革创新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在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特别措施》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配套政策。

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蒋成华称，为了切实破除“准入不准营” 等市场准入隐性壁垒，《特别措施》在放宽清单事项限制之外，针对产业链上下游客观存在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创新不足等问题，从体制机制、机构保障、金融支持、人才保障等多个角度统筹提出了支持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务求让市场主体真正感受到改革红利。

《特别措施》还特别明确， 支持海南统一布局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打造全岛“一张网”运营模式。

白明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2030年起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充电桩、换电站等新能源基础设施上做出大量投资。

白明指出，目前海南的新能源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海口、三亚等大城市，而覆盖全岛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引入更多民间资本。充换电基础设施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支持有实力的相关企业按照市场化方式组建投资建设运营公司，将能有效激发市场投资积极性，加快打造海南全岛新能源基建“一张网”。

鼓励开放合作 打造全球商业航天新高地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制定出台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能够向全球投资者和消费者展示我国经济体制高标准开放的魅力。

如徐善长所言，《特别措施》着眼于汇聚全球资源，把海南打造成为世界范围市场准入的标杆，形成极具吸引力的市场环境，促进全球优质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高效汇聚，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护航经济全球化的大国担当。

所以我们看到，在此次公布的22条具体措施中，鼓励开放合作随处可见。

特别是支持商业卫星与载荷领域产学研用国际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优质文化演艺行业的表演、创作、资本、科技等各类资源向海南聚集等种种举措，都体现了中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优质资源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意愿和决心。

在4月8日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副司长蒋毅指出，在商业航天方面，海南自贸港将全面创新商业航天准入和管理机制，打通国内商业航天企业在获取发射工位、开展发射申报、办理相关审批等环节面临的诸多限制，协同推动配套产业链发展，支持海南建设开放型、国际化的文昌国际航天城。

海南省科技厅厅长谢京介绍， 在海南发展商业航天，首先是因为文昌航天发射场作为中国首个滨海低纬发射基地具有三方面优势：首先是靠海港，运输方便。火箭可以海上运输，箭体直径不再受铁路桥梁涵洞限制，进一步释放了火箭设计的潜力。二是纬度低，发射效率高。文昌位于北纬18度，借助接近赤道的较大线速度以及惯性带来的离心现象，使火箭燃料消耗大大减少，同型火箭运载能力可提高10%。三是射向宽，安全性好。从东射向到南射向，1000公里范围均为海域，坠落的残骸不易造成意外，航区及落区安全性好。

其次，目前我国商业航天企业已近200家，市场规模超8000亿元，未来五年我国规划发射卫星需求不低于3000颗，商业卫星发射需求正成倍增加，现有的发射工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业发射需求。

第三，商业航天已成为大国竞争新的焦点，相比于2003年成立并得到NASA全力支持的SpaceX公司，我国商业航天起步较晚，无论是技术、人才、资本、品牌积累， 还是产品规模量产能力、市场盈利模式等，与国外仍存在明显差距。

谢京指出，商业航天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行业。中国在获取发射工位、开展发射申报、办理相关审批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限制，配套产业链发展严重不足。“由国家牵头，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海南放宽民营企业开展商业航天服务的准入限制，对于中国发展商业航天产业意义重大。”

于涛分析认为，放宽市场准入将会为自由贸易港的高新技术产业开辟出广阔的创新空间。

他举例表示，《特别措施》支持优化海南商业航天领域市场准入环境，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包括支持在海南开展北斗导航国际应用示范;支持设立社会资本出资、市场化运作的商业航天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鼓励保险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航天领域相关保险业务;支持商业卫星与载荷领域产学研用国际合作，鼓励开展卫星数据的国际协作开发应用与数据共享服务等。“这些措施都将为培育深空产业提供坚实支撑和保障，强力推动以文昌国际航天城为代表的航空航天产业集聚发展。”

专家最后强调，面对逆全球化浊流，我国需以高水平的开放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时期， 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这就要求中国以更高的水平来实现对内改革、对内开放。而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际循环对国内大循环升级的促进作用。只有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推动优质要素、商品和服务在境内外自由流动，才能引导国内大循环和整个中国经济向更高层次跃升。此次出台的《特别措施》，正是“聚天下资源而用之” 的体现。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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